鄱阳湖畔的渔民这些年越捕越穷禁捕前已遭遇寒冬

“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,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的首要规矩。

发源于世界屋脊的“母亲河”长江,自西向东奔流6300余公里汇入东海。2019年是《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》的实施之年,摸清了长江生态状况的家底,修复行动陆续开始实施;2020年,将是长江大保护的成效验收之年。即日起,澎湃新闻将通过一系列报道,用文字、图片、视频、360度全景、H5等多种形式,呈现和记录长江大保护行动中,“人、水、鱼、场”等元素发生的转变。

詹开豹的哥哥现在与詹开豹夫妇一起在鄱阳湖捕鱼,三个人两条船一张网,他们撑起了两个家。

一位老大娘在病房里活动身体。宋彩萍看到她的病号服裤子有些宽大,走路时裤腿拖在地上,很容易绊倒,就蹲下为她挽好裤腿,并扶着她走回病床。

6年前,宋彩萍即将出征利比里亚时,也有过一个这样的拥抱。那年,儿子11岁,哭着抱住妈妈不让走。宋彩萍不得不把疫情中的利比里亚描绘成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,她告诉儿子,自己要去那里照顾非洲的孩子。

这次,儿子已经比她还要高了,反过来安慰妈妈:“妈妈是军人,就要随时准备战斗!妈妈加油!”

当天晚上,患者们就吃到了香喷喷的鸡蛋羹。

那一天,詹开豹的哥哥从早上6点事发,一直到晚上11点才漂到了湖对岸。他因为水性好,捡回了一条命,但家人和渔船全都没了。詹开豹说,面对大风浪,很多时候即便目睹灾难,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船毁人亡,这种危险是每个渔民必定会经历的,“只不过有人逃了回来,有人却丢了命”。

一次查房时,宋彩萍发现患者甘先生胃口不好不愿意吃饭,询问后得知甘先生牙不好,病房饭菜对他来说不好嚼。她立即协调保障人员,请他们多准备一些柔软易消化的饭食,还特别要求给每人加一碗鸡蛋羹。“患者中有不少老年人,这应该是个普遍的问题。”

“忽略任何一个细节,都有可能增加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。”宋彩萍说,经历过传染病患者的救治,才会知道这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关系着队伍的安危:“我不能放过那万分之一的可能性。”

在与县政府签订退捕协议前一天,2019年12月29日,张七荣心心念念,一直惦记着自己的渔船,此前相关的回收方案已经发放到渔民手中,她估算着她所有的渔船渔具加起来大概只值一万元左右。张七荣有些不甘,她说那是她的全部家当,“除了这些我几乎一无所有”。

李琦说:“小到检查厕所通不通,确认护目镜数量、质量,还有进行去雾等技术操作,大到整个流程,包括人力资源配置、整个护理团队的质量管理,她都抓得比较紧。我开玩笑说,她既是师长又是班长,一直在用行动带领着大家。这是她的特点。”

对于鄱阳湖,詹开豹说,这片水域哺育了都昌县一代又一代渔民,也有很多人为了生计在这里丧生,有人感恩它,也有人恨过它,但无论如何,他们始终离不开它。

之后的近二十年间,渔民们纷纷在岸边安家。但好景不长,很快,江面上出现了更多的货船、采砂船和工程船,渔民们的作业区越来越小。从2000年开始,部分渔民被迫上岸,寻找新的出路,闲暇时兼职捕鱼,但更多的人,因为客观原因留了下来。

走出家门之前,儿子两眼含泪,给了妈妈一个有力的拥抱。

宋彩萍说:“外人看隔离病房,以为充满了紧张气氛,甚至有点恐怖,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。不论男女老少,我每次看到他们都会有说不完的话。”

渔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,大约是在2000年前后。湖口县的渔民叶晓文告诉澎湃新闻,长江水生物本身的变化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渔民注意,但1998年鄱阳湖开发采砂后,许多采砂船进入鄱阳湖,此后,随着鄱阳湖上各项桥梁工程开工,渔民们作业区逐渐被工程船、采砂船等大型船只抢占。2000年,一名渔民夜间捕鱼时与一条采砂船发生碰撞,祖孙三人全部落水死亡。从此以后,很多渔民不敢在夜间捕鱼。

孩子们长大后,张七荣夫妇将他们全部送去外地打工。她说,对于他们这个世代捕鱼的家庭来说,她比任何人都明白渔民的辛苦,老一辈人忙碌一辈子就想在岸上安个家,不用一家人挤在狭小的船舱里。

詹开豹与妻子及哥哥在渔船上一起收网。

詹开豹说,他从小在渔船上长大,没有文化,因为除了捕鱼,他什么也不会,“但孩子们不一样,如果有得选,我们这一代渔民很少有人愿意让下一代风餐露宿,继续在渔船上讨生活”。

如何第一时间救治病人、如何确保医护人员安全,交接病房、划分病区、设置通道、紧急筹措急用药品和防护用品……所有这些问题,都等待着宋彩萍和队友一一解决。

詹开梅说,此后一些渔民一味追求利润,采取电网捕鱼的方式捕鱼,对生态造成破坏,当他们发现固有水域的鱼越来少时,就会到其他水域抢地盘,渔民之间一度因此发生冲突。

凌晨三点半,宋彩萍终于结束了工作,回到房间却睡意全无。她一刻不歇地清物资、查资料,不知不觉天色已白。上午7点多,一夜未眠的宋彩萍又开始带着队友们分类清理物资,为转场做准备。

相对于张七荣现在面临转业难题,聚集在九江市都昌县鄱阳湖畔的渔民们还有一年的过渡期,根据九江市禁捕退捕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,他们将在2020年底以前全部退出湖面,实现转产转业。

与张七荣一样,詹开豹也没有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成为一名渔民。他说,做渔民风险大、挣钱少,还很辛苦。詹开豹的哥哥曾在捕鱼时遭遇风浪,最终沉船。他至今仍清楚记得,那是1999年农历八月廿四日,那天哥哥从老爷庙出发,前往都昌县,行船不到十公里时,遭遇了大风。风浪来袭时,哥哥的渔船正处于湖中心,一个浪头打过来,船就翻了。沉船后,詹开豹的嫂子和侄女被大水卷走。

“虽然看不到你的模样,但我记住了你照顾我的样子。”一位患者赠诗宋彩萍,“你就是白衣天使,为我们带来爱和希望。”

为此,甘先生写了一首诗:火神山上雪花飘,鬼门关前心绪糟;千年春秋生与死,我信天使夺屠刀。

除了病患,宋彩萍还担心着自己的队员。

“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相互的力量”

鄱阳湖岸边“詹氏家族渔业捕捞公司”的渔船整齐停放。

在火神山医院,宋彩萍分管感染控制、临床一线物资协调、工作流程和护理质量管理。尽管事务繁多,她还是坚持每天抽时间到病房看望病人。把两个病区的120多个病人全部看一遍,她心里才会踏实。

“医务人员在这次疫情面前,确实冒着很多危险,也克服了很多困难。但是当你在病房里感受到患者的理解、支持,还有他反过来对你的关心的时候,我觉得什么都不是困难了。这是我们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相互给予的力量。”面对镜头,宋彩萍红了眼眶。

实际上,除了时间与空间,渔民们在过去的数十年间,还遭遇了其他的问题。都昌县一名渔民告诉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,柴油机在改变渔民生产方式,带来更多利润的同时,确实对长江生态造成一定影响,现在长江流域水产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在减少。在禁捕前,渔民们已经遭遇了寒冬。

每天,宋彩萍要么带头进“红区”,要么就守在距离“红区”最近的地方。“大部分队员没执行过这样艰巨危险的任务,我要给他们信心和力量,教他们学会规避风险。看着他们一个个安全走出病房,我才安心。”

张七荣是江西省湖口县一名63岁的老渔民,她与丈夫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,结婚后,他们共同经营一条小船,这在当地被称为夫妻船。张七荣回忆称,刚结婚时,他们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开始忙碌,那时,每天晚上江面上都会亮起星星点点的渔灯,天快亮时,孩子们会被送到岸上去上学,她与丈夫则会继续忙碌到下午四点左右,一人摇桨、一人撒网,一起收网,周而复始。

张七荣所说的船舱,在普通的渔船上,通常只有六七平方米,高度约一米出头,一家人的被褥、衣服、炊具及日用品都摆放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。

张七荣说,她没上过学,也不识字,尽管收入大不如前,但打工对她来说几乎没有可能,现在还留在渔船上捕鱼的渔民,大多像她一样,没有文化、没有技术。张七荣本想就这样伴着渔船过完余生,她本以为只要肯付出时间和精力,生活总会有所改善,“但现在长江禁渔了,我不得不提前退休了”。

湖口县48岁的渔民叶晓文也有同样的感受,他回忆称,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末,九江的渔民经历了20多年的繁荣期,1998年鄱阳湖开发采砂,江面上的大型船只逐渐增多,为避免撞船发生意外,夜间捕鱼的人也越来越少,渔民捕鱼的时间和空间都被迫压缩。

这次的试点工作很快让渔民看到了机械化捕鱼的优势。詹开梅说,此后的两三年间,一些家庭渔船也纷纷装上了柴油机,到上世纪70年代末基本已经普及。先进技术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,也成就了渔民群体的新旧交替,一些老渔民因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逐渐掉队,也有年轻人在看到其中巨大利润后加入进来。

农历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,包括宋彩萍在内的陆军军医大学150名医疗队员,乘坐军机抵达武汉。他们没有停歇,立刻投入到工作当中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柴油机在渔船上发挥的作用,曾给张七荣这样的渔民带来春天。张七荣回忆起那段时光时称,一夜之间渔民们的收入翻了倍,很多渔民就是在那个时候摆脱渔船,终于在岸上有了自己的房子,“但很快,江面上出现了更多的采砂船、工程船和货船,渔船不得不为这些大船让路,作业区越来越小,收入也开始下降。”

下午三点,宋彩萍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吃午饭,她笑着说:“吃饭的时间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候,脑袋可以暂时放空一小会儿。”这之后,她又将一头扎到工作里。(文/阚纯裕)

随着作业区的缩小,捕鱼时间的缩短,渔民们的收入大不如前,这时候长江生态问题才引起渔民的注意,一些渔民意识到危机后,开始考虑转产转业。2003年,叶晓文与其他8名渔民一起筹钱购置了一艘工程船,此后,捕鱼成为他的副业,他说:“一部分渔民的主动离开,为更多无法转业的渔民开辟了一条‘生路’,但实际上,早在十几年前,渔民们已经开始遭遇寒冬。”

为尽早收治病人,宋彩萍带着几名曾跟她一起抗击过埃博拉疫情的医护人员,绘制传染病防护流程路线图。为了让区域划分和进出路线更加科学,他们将图纸修改了十几遍,不眠不休,不到24小时就完成了改造任务。

在张七荣40多年的捕鱼生涯中,她经历过木船上摇桨撒网、熬夜捕鱼的辛苦,见证了机械化捕鱼的普及所带来的变化。她也是众多渔民中,通过数十年“追梦”终于上岸安家,摆脱“以船为家”窘境的亲历者。

为了纾解患者的焦虑情绪,她用手势传达问候,在防护服上画笑脸。“防护服是冰冷的,我们的心是热乎的。只要用心去关爱,哪怕隔着厚厚的防护服,患者也能感受到我们深深的爱。”这是宋彩萍经常说给队员的话。

在鄱阳湖岸边,渔民们晾晒的小鱼。

然而,真正的冲突并不只发生在渔民之间。随着机械化捕鱼的普及、电鱼现象的出现,鄱阳湖,乃至长江干流的水生物种类和数量都在下降。

实际上,詹开豹哥哥此前遭遇的悲剧,现在已经很少发生了。“詹氏家族渔业捕捞公司”另一名渔民詹开梅说,在鄱阳湖生活的渔民遇到风浪很常见,随着船只和机械的更新换代,现在渔船的安全系数也要安全很多。这种更新换代大约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,因咸水机械化捕鱼日趋成熟,那个时期国家提倡发展淡水机械化捕鱼,在都昌县搞试了点,“当时由国家出资,给我搞了两条渔船”。

和合乡水产村距离鄱阳湖畔的捕捞点大约有半小时车程,詹开豹说,他们虽然在村子里有房子,但由于房屋面积小,距离鄱阳湖太远,他与妻子几乎很少回家,仍保持着在渔船上生活的原始状态,“现在孩子大了,有自己的工作,我们夫妻两人住在船上也不显得太过拥挤”。

感染一科一病区主任李琦将宋彩萍对患者的陪伴称为“话疗”——她在就感觉有人陪着你、有人看着你,有人护着你。

到上世纪70年代末,随着机械化捕鱼的普及,木船逐渐被淘汰。渔民们纷纷打造了新的铁船,并在船上装上柴油机。新的生产方式,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,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收入的成倍增加。

她的身影,曾出现在奔赴玉树抗震救灾的队伍中,曾出现在援助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征途上,而今又出现在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现场……

除夕夜,宋彩萍带队出征武汉, 她走得太匆忙,甚至没有来得及吃一口家人已经准备好的年夜饭。

2019年12月28日,在鄱阳湖都昌县水域,数十条渔船停靠在岸边,所有的渔船用缆绳连接在一起,其中一条渔船上悬挂着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“詹氏家族渔业捕捞公司”。52岁的詹开豹就是这家“捕捞公司”中的一员。

63岁的老渔民张七荣终于决定要退休了。面对即将到来的“清闲”生活,她表现得并不轻松。在张七荣的意识中,她一直觉得活着就要搞渔,“不搞就没有饭吃”。

婚后最初的十几年里,张七荣一家人一直在渔船上度过。她说,那时候捕鱼只能勉强维持生计,“搞一点吃一点”。但真正艰难的,除了辛苦与拮据,还要面临未知的危险,一旦遇到风浪,就要面临丢命的风险,“如果翻了船,船、家还有人,全都没了”。

“绝不能让一名队员掉队”

“詹氏家族渔业捕捞公司”一名渔民称,这些年能明显感觉到鱼的个头也开始变小,越捕越穷的矛盾日益凸显,一场发生在渔民与自然之间的生存冲突,伴随着淡水机械化捕鱼的实现也逐渐产生。

渔民们生活的船舱普遍狭小。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雷柱 图

在细节上怎样做到更好并能做好自我防护,输液怎样做到精准穿刺,做咽拭子采集、吸痰时病人的体位该怎么摆,宋彩萍一一教给同伴。得知有多名当地医护人员不慎被病毒感染,宋彩萍下定决心:“既要打胜仗,还要零感染,我绝不能让一名队员掉队。”

詹开豹说,聚集在这里的渔民全都来自都昌县和合乡水产村,共有一千多人,他们其实并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公司,“捕捞公司”的牌子,更多是向外界宣告他们是一个集体,也让各自捕鱼的渔民们在捕鱼归来船只靠岸时,能感受到一些来自集体的温暖。